“死无对证，一面之词，”骆闻舟说，“其他证据呢？”

“第一是法医的验尸结论，顾钊死前确实和罗浮宫的负责人发生过肢体冲突，种种细节和目击证人证词对得上。”

“第二，是我们在顾钊值班室的储物柜里找到了一打一样的指纹模子。”

“第三是人证，老煤渣一个人说的，老杨和我们都不信，但我们在火场现场的残骸里找到了一个没烧完的笔记本，是顾钊平时贴身带着的那本，烧掉了大半，上面隐约能辨认出几个地名和人名，人名都是线人的代号，地名则应该是顾钊近期走访过的商户――我们把这些人全都给叫来问了话，只有一个商户老板可能是怕惹麻烦，一问三不知，不肯作证，除了他以外，其他人都招了。”

骆闻舟心里一沉：“证人都是备过案的职业线人？”

线人有很多种，有为了赏金起哄的，有零零散散“打零工”的，有戴罪立功的，还有就是职业线人，这些人在警队里有备案资料，跟警方合作过不止一次，有时候几乎就像警察的卧底，信任度高，关系非常密切。

证据链不够无懈可击，可当事人已经死了，证人又都是这种……

“顾钊生前为人仗义，和线人关系好是出了名的。”陆有良说，“他们的供词，我们不得不慎重。最早出现卢国盛指纹的酒吧监控没拍到卢国盛，酒吧的工作人员对卢国盛没印象，却有一个调酒师指认了老煤渣，老煤渣后来承认，卢国盛的指纹是他伪造的——也就是说，这个失踪一年的通缉犯在燕城出现的事，完全是人为捏造、子虚乌有。”

仔细想想，一个在本地制造了轰动案件的通缉犯，能藏匿一年之久不被发现，还大喇喇地在外面喝酒，这件事本身就让人充满疑虑。再加上顾钊对这事非同一般的工作热情和执着，与他独自行动、甚至藏藏掖掖的行为……骆闻舟感觉，单以局外人的眼光看，他已经快被这个结论说服了。

“但是说他索贿，索贿的钱呢？存放地点在哪？用途是什么？”

“钱在他家里，现金，床底下搜出来的，总共有五十多万，数目跟证人说的大体对得上——他母亲得了癌症，老太太自己都不知道，诊断书在那堆钱下面压着，顾钊家境很普通，父母是农业户口，父亲没得早，家里人丁也不兴旺，母亲在他们镇上一个百货公司工作，工作是临时工，公司也不正规，早些年人都没有交保险的意识。一场大病下来，这些钱恐怕都还不够。”

动机明确、物证昭昭，铁打的证人言之凿凿。

别说顾钊死了，就算他还活着，也说不清楚。

“当时的社会环境没有现在宽松，网络也不发达，市局出了这么大的一桩丑闻，当事人又死了，所以领导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捂住不许再提，现在你去数据库里查，是查不到的……十四年了。”

十四年了，真相来得太迟了。

骆闻舟沉默了好一会，忽然说：“陆局，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。”

陆有良抬起眼，正对上骆闻舟从后视镜里折出来的目光。

“咱们破案率不是百分之百，总会有些案子是没结果的，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，就得按着轻重缓急暂时搁下，但专案组撤了，案子还在，只要不违规、不跟其他工作冲突，相关负责人继续追查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”骆闻舟说，“顾钊当时为什么非得独自行动？”

即便他是不想给别的同事增加负担，选择单独调查，但一旦查出些进展或者有新想法的时候，他就必须要找同事配合——因为按规定，警察私下行动，在没有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取得的证据是不合规的，拿回来也是仅供参考，没有价值。

陆有良短暂地沉默了下去。

骆闻舟缓缓把车停在路边，车头对准了市局正门，公安标志上硕大的国徽折射着正午的日光。

“陆叔，”骆闻舟低声说，“这里就您和我，该说不该说的，不会流进第三个人的耳朵。”

陆有良垂下眼睛，终于几不可闻地出了声：“对，如果顾钊是冤枉的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我们的队伍不干净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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